以后阿瑟和里根就一直让他沉睡。

　　我担心未融合的比利转到利玛医院后，可能会用自杀的方式来摧毁24个人格。

　　我的担心几乎成为现实。

　　比利转院后，我想去探视，但遭到新的主治医生（没有精神病医生资格证书）的拒绝。他对我的请求充满敌意，或许是担心我会发现什么。

　　1979年秋天，利玛医院公共信息办公室组织公众参观该医院。我报名参加，但不久便被告知林德纳（LewisLindner）医生拒绝我前往，还下令将我的名字张贴在所有的病房里，禁止我进入医院。

　　1980年1月30日，我收到比利寄来的几张字条，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此同时，我还收到利玛医院一位患者寄来的信，该患者几天前曾与我通过电话。

　　敬启者：

　　与你通过电话后，我决定重写这封信。我直奔主题吧。比利的律师探望之后24小时内，比利从第五重症病房被转到了第九重症病房，因为那里防范更加严格。

　　转移决定是由“医疗小组”在每天早晨的例会中做出的。这对比利是个意外的打击，但他应对得很好……

　　现在，我只能在活动时间与比利交谈。我发现比利承受的压力几乎到了极限，他说除非辞退他的律师，否则他永远会被禁止会客、写信和打电话。他们警告比利别再有出书（作者写的这本关于他的书）的非分之想，监护人员还不断地-羞-辱他。（因为帮助他出书，我也遭到了痛斥，这里的人不希望该书出版。）

　　但愿我能帮上忙。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告诉我。

　　此致（名字隐去）

　　为保护他们的隐私，我隐匿或更改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与比利同住一个医院的患者和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护士、看守和警卫人员，以及一些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

　　在比利律师的抗议下，副检察长后来通知我，医院已经取消了对我的限制，我可以自由探视比利了。

　　我曾致信林德纳医生，让他有机会说明自己对在利玛发生事件的看法。鉴于他没有回信，我认为有必要公布关于他的信息来源，其中包括：我在法院目睹的他的言行和外貌特征；比利的回忆中关于他们会面的的情况；媒体报道比利治疗情况时引述林德纳本人说过的话；以及在报章评论和录音访谈中，其他专业人士对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的评价，例如1980年8月19日《明报》的相关报道。

　　此外，根据系列报道之三“重访利玛医院”中的描述，心理健康局局长莫里茨（Timothy）承认，许多患者抱怨利玛医院没有提供恰当的精神治疗。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利玛医院没有足够的合格工作人员。

　　此外，他（莫里茨）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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