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诰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获得诰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借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恩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释,既为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对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这些需要和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尽力使其他人能获得他们的需要和发挥他们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那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地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他们也具有无背于圣贤之道的幽默感。这种爱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们谈论揶揄鸿胪寺礼官时表现无遗。他们所谓“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对于这几位赞礼官古怪的声调作了很准确的描写。虽然有行礼时候,他们个个一本正经,散班之后却总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譬如说礼官自己忘了转弯,唱转而不转,武臣不等赞礼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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