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晋统三国,没有多久便是内乱,然后胡人南下,进入南北朝的早期。
接着就是北魏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军制,这种赋税制和养兵制度,算是影响了中国好几百年,甚至是千年,明太祖的征税制还有养兵的卫所制,也是和北魏算一脉相承了。
大魏的募兵制,比汉之部曲唐之藩镇其实都要强,比起明朝混乱的兵制更不知道强到哪去了。
可惜的是,现在的大魏已经负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了。
现在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东胡铁骑不停的打击,导致北方地方残败,善后就需要极多钱粮耗费,北方天灾不断又兵祸连结,要花费钱财防御和修复,还有军队调度,每一场大战花钱都是几百万贯起步,乃至上千万贯,实在已经是大魏财政负担不起的重担,大魏君臣,也委实是到了挑不起来的地步了。
南方工商萎缩,海盗山匪肆虐,朝廷却只能顾北方,毕竟相比而言,南方是慢性病,也致命,但还不是急症。北方却是急症,重症,险症,稍有不慎,就是亡国倾覆的局面,委实是不能有丝毫大意。
所以但凡是明白人都知道朝廷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然。而对千千万万的南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自己抵抗海盗和土匪,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赋税,却是对南方一无所顾,怨气日增是必然之事,群盗多如牛毛,不得不说也是和沉重的负担有分不开的关系。
李国瑞也是宰执之一,对天下之事也是处于最高的视角来看,但他不精于料理财赋之事,原本在河北路安抚使任上之时,也是尽量把财赋之事交给转运使。朝廷设各种转运使直接属于三司管辖,就是要统一各路,府,州,军,县的财赋,将唐末节度使的财权悉归中枢。安抚使若强势,转运使不免要在财赋之事上听其调派,只是要上交归于朝廷的税赋定额,其余地方财赋事,可以由安抚使自家来做决断。
李国瑞却是对财赋事不甚关心,他在任时,以选将,练兵,备战马,充武库为最要紧之事,也正是在他的提调带领之下,朝廷才会有前两年对东胡的大捷。
“不光是铜钱不足。”张邦文叹息一声,继续道:“存粮也不足七百万石了,现在只能等新春漕粮。”
在荆北和荆南,还有江西,福建,包括两浙,江南东道,这些主要的南方产粮区,大魏在两税法外还保留租庸调的征税法,夏秋两次,在征收两税的同时,也是征收粮食实物。
当然,西北,西南,中原,山东,这些地方也是要征粮,不过数额远不能和南方相比。
每年征调的粮食,包括大量的草束,是现钱之外的额外收入,粮食总数是一千一百到二百万石之间,这些粮食收入和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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