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敬佩的,也很赞同他在经济上的一些手段,只是在具体到基层的一些做法上面,显然叶开更为了解。
“其实国企改革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洪正同志说道,“在84年的时候,就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时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到了87年底,全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央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洪正同志说道,“所以到了前年,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去年之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而且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不过到了现在,大家就发现,光是企业内部转制,也解决不了问题。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洪正同志似乎是在给叶开将这些事情的根源,也像是在为自己打气,“对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比如说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叶开很认真地听着,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他们这些领导人讲起来,才会让你明白,当时的情况有多么复杂,他们要买面对的压力有多么繁重。
“有一点,我是要说的,那就是,我们在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让这里的人民过得更加富足等方面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洪正同志非常坚定地对叶开说道,“所以,叶开,我支持你在凌钢问题上的做法,也希望你的设想,能够为国企改制增添有益的补充。”
叶开听了洪正同志的话之后,心情也变得比较激荡起来。
他站了起来,很庄重地向洪正同志行了个礼,然后保证道,“一定不负洪副总理所托。”
放下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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