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变样儿,反倒是成了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借口。”
改革这两字,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只不过当年叫变法。
事实上,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
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
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
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但等到麻烦一来,就后悔莫及了。
大唐便是这样垮掉的,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保守派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
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
可以肯定的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看动机,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惹得民怨沸腾,最后成了腐。败者聚敛财富的盛宴。
“推进改革自然是唯一正确的作法,但是如果太激进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叶开对楚静萱说道,“我在辽东的时候,就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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